关于古海上丝绸之路的几点思考

一、古海上丝绸之路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文化符号

“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张骞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而言。“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之名双双起于近代。曾在中国工作4年(1868—1872)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在1877年绘制5卷本地图集,在其中一集第一次使用“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法国汉学家埃玛纽埃尔—爱华德•沙畹在其1900年出版的 《西突厥史料》中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由此“海上丝绸之路”之称被采用。

“古海上丝绸之路”与“古丝绸之路”都不是有目的、有计划打造的。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的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秦始皇两次派徐福东渡的目的虽然学者们考证有多种推测,但从《史记》记载来看,只有一个,那就是求神山仙药。按照徐福对海神吐露的真言,也是“求延年益寿药”。两者皆丝毫没有开创丝绸之路的意向。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都没有完成既定的使命。但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时,携乌孙使者数十人抵达长安。其时,被张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地的副使,也带这些使者来到长安。从此,汉王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者,每年多的十几批,少的五六批;每批大的几百人,小的百余人。这些使者“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所以,使者队伍,实际上也是商队。双方使者来来往往,无形中打通了汉至西域的通道,形成了享誉世界的“古丝绸之路”。

徐福于公元前219年东渡未果。公元前210年徐福最后一次东渡,先后抵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未再回来。徐福两次东渡,也没有完成秦始皇的重托。但在秦始皇和徐福主观愿望之外,客观上探寻出从中国秦朝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海上航道。

史学界对徐福探寻的海上通道颇多考证,归纳起来有两条:

一条是北路航道。徐福船队从海州湾、胶州湾有关港口出海,沿海岸航行,经成山古港、芝罘古港、老铁山、鸭绿江口抵朝鲜半岛西海岸。从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至朝鲜半岛南端,一是继续南行,抵达济州岛,再航行去日本。二是东行,沿南海岛、巨济岛海岸至釜山附近。从釜山附近航行去日本,或沿日本海流漂流到本州山阴地方,即丹后半岛。《日支交通史》已经证明:“在造船术未精,航海术尚未发达的原始时代,由辰韩(今属韩国)乘这独木舟,也可沿着日本海流,漂到日本山阴地方去的。”或从釜山一带出海,抵北九州沿岸,再到熊野滩。一条是南路航道。徐福船队从海州湾沿海入海,利用冬季气压西髙东低分布的气象条件所产生的强烈北风或西北风南下,由长江入海口一带海面转向东,再利用黑潮的分流海流航向九州西海岸或北海岸,再过大隅海峡——本州纪伊半岛熊野滩;或者从浙东沿海入海东渡,利用自然动力飘送,经花岛山外海入黑潮暖流,到达日本的种子岛,九州的鹿儿岛、延冈、佐贺等地。

北路航道为沿中国海岸航行,航程远一点,但便于补给,安全系数较大。朝鲜半岛南端的南海岛南海郡“徐巿起礼日出”岩刻 ; 巨济岛巨济市“徐巿过此”岩刻遗址;济州岛西归浦市“徐巿过之”岩刻、济州市“ 朝天”刻石;釜山市附近有诸多徐福遗迹和传说等等,应是徐福船队留下的海上航道的见证和“航标”。

南路航道为直接漂流到日本九州的航道,航程较近,但安全系数较小,亦不便于补给。日本本宫泰彦考证:“遣唐使在往返途中多次遭遇风涛而颠覆漂流。总的说来,取道北路的第一、第二期是沿着海岸航行,因而遇难较少。第三期改走南路以后,几乎每次都遭遇些灾难。”唐代鉴真大和尚应邀去日本,自743年起,6次东渡,5次失败,第六次乘日本遣唐使回国的船舶,于753年11月16日从扬子江口的黄泗浦起航。四舟同发,海上遇暴风。鉴真等乘坐的第二号船,于12月20日漂流到鹿儿岛坊津古港的秋目浦,完成了12年的心愿。

这证明,取南路航道东渡日本也可以抵达。新宫《秦徐福碑》提供了文字证明:“放船于吴越之地者,遭风箭激,则必来于此,如吉备公亦然。至于今吴越之船,漂来于此者,不可胜数;则海路之便,可知也”;鹿儿岛县串木野徐福登陆地遗址、宫崎县延冈徐福岩和诸多徐福传说亦提供了佐证。

正是徐福船队开辟的这两条初期的海上航道,后世才得以开拓、利用,发挥其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才有了“海上丝绸之路”之名。徐福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因以东海为中心,故称“东海丝绸之路”。东海丝绸之路比以南海为中心的“南海丝绸之路”早几十年,徐福称为“古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应是名副其实。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并非是一条有标识的商务往来的路,运输的亦不完全是丝绸,而是指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海上通道。当今,“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更为宽泛,不但是对外贸易的通道,而且是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互通的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其实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文化符号,它揭示了古往今来东北亚人民友好往来的渊源,文明互通的成果。

二、 张保皋对开拓东海丝绸之路功不可没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形象化的概念和符号。这个概念和符号的形成,不是凭空想象和一蹴而就,而是中朝韩日世世代代挑战海洋、享用海洋、长期社会生活中顺势而为的结果。

徐福东渡虽然没有再回来,但有关国家已经开始利用徐福开辟的海上航道,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后汉书•倭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公元57年的“倭奴国奉贡朝贺”,为日本列岛上国家与汉官方往来的标志。

这说明早在“海上丝绸之路”命名之前940多年前,已经应用海上通道进行政治文化交流了。

之后,不少志士仁人为开拓、利用这一海上通道,繁荣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做出杰出贡献。“海上丝绸之路”之经济社会效益逐渐显现。韩国张保皋为此功不可没。

张保皋(790—846),新罗(今韩国庆尚南道莞岛)人,在新罗名弓福,又名弓巴。张保皋17岁时和好友郑年入唐,先后参加了平定镇海李琦,淮西镇吴元济和淄青镇李师道的叛乱,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被擢升为武宁军小将,领兵一千。他和好友郑年都被视为唐军中的新罗英雄。杜牧(803—852)在《张保皋、郑年传》曰:“新罗人张保皋、郑年者,自其国来徐州,为军中小将。保皋年三十,郑年少十岁,兄呼保皋。俱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樊川文集》)

张保皋信奉佛教,在山东半岛石岛兴建法华院,聚拢侨居赤山的新罗人。他发现海盗抢掠新罗人当奴隶买卖,决心回国荡除海盗。他重用回国投奔自己的郑年,“分兵五千人与年”,“杀死叛逆者,扶王继立。”由此,张保皋被王招为相,进入庆州中央机关。

张保皋利用军事、政治势力和莞岛在海上的区位优势,开展民间海上贸易。利用前人开辟的海上通道,发展新罗与中国、日本海上贸易,形成了以清海镇为大本营,以赤山(今荣成石岛镇)、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莱州)、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泗州(今安徽泗县)、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今江苏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今福建泉州)和日本九州为基点的海运商业贸易网络,发展了与世界很多国家的国际直接贸易。除此之外,他还经营造船业、冶金业、制造业、丝绸、水产业,并经营出租船只、水手、艄公、译语、食宿、修船等服务行业,被后人称为世界历史上卓著的海洋商业贸易王。新罗商人也与日本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商贸往来。当时,新罗与日本多在对马、壹岐、长门、博多等地进行经商活动。《日本书纪》《续日本纪》中均有记载。新罗设置清海镇后,张保皋以“回易使”的名义向日本多次派遣了贸易代表团。日本政府为接待新罗商人,曾在九州设置“太宰府”,以管理和加深与新罗之间的外交和贸易活动;应该说张保皋在促进新罗与日本民间贸易往来与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个人作用,使两国间不活跃、并一度中断的交流以另外一种方式得以维持、发展。

九世纪中后期以后,新罗与唐的民间贸易发展很快。新罗商船经常来往于新罗和中国沿海之间。许多新罗人到山东、江苏沿海从事商业活动,并在聚居地区设有新罗村、新罗坊、新罗院和勾当新罗押衙所等组织或机构。连云港时有新罗村和新罗勾当衙役所。1000多年前的海州宿城村为停泊的优良港湾,南下、北上的新罗船,多在这里停靠补给。今宿城村有新罗村遗址、“新罗人繫舟处”刻石、张保皋登陆处遗址、张保皋和郑年石像等。

应该说,徐福是东海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张保皋不但是中日韩海上贸易的开创者,而且是东海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利用者。

当今,张保皋在韩国被视为民族英雄、“海上王”“贸易王”。韩国成立了“张保皋大使海洋经营史研究会”“海上王张保皋纪念事业会”,建造了张保皋纪念馆和以张保皋名字命名的潜艇,发行了张保皋纪念邮票,推出了反映张保皋生平事迹的70集电视剧《海神》;中国荣成市石岛建立了张保皋纪念塔、张保皋传记馆。饱含“东海丝绸之路”元素的“张保皋热”在韩国和中国相关地方逐渐兴起。

三、东海丝绸之路加速了日本纺织文化的发展

公元前210年,徐福得秦始皇御批,“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徐福船队带去“五谷种种”,当是大量的物资种子、金银细软,包括大量的丝绸绫绢。佐贺有“千布村”的传说,徐福一行抵达有明海佐贺岸边登陆,去金立山的途中,因道路泥泞,难以前行,就把丝绸布匹铺在地上,从上面行走。到达一个村庄时,正好用去千反布匹,于是这个村得名“千布村”。由此可见,徐福船队带去的丝绸布匹数量之大。“百工”当中有植桑、养蚕、抽丝、织绸等技术人才。他们每到一处,教土著人植桑、养蚕、织绸,使日本列岛徐福相关地区纺织业开始萌芽。

据说,日本养蚕业似乎很早就有了。但抽茧成丝方法落后,把茧一个个含在口中抽出丝来,所以产量很少,质量粗劣。徐福一行以及后来移居日本的秦人传授技艺,使其养蚕丝织业得到初步发展。

随着徐福一行开辟的海上航道,秦汉移民一批批到来。应神天皇十四年(283年),弓月君(相传秦始皇15世孙)率领一百二十县(一说127县)的百姓来到了九州。应神天皇二十年(289年),由阿知使主及其子率领,渡海而来。擅长土木、农业等技术的秦氏利用灌溉技术大力进行土地的开发,并且从事养蚕、机织、造酒和制作金属工艺品等各项劳动。秦汉移民传授的纺织技术,促进了日本纺织业的发展,亦获得日本天皇的重视。应神天皇时代(270—310)注意吸收外来文化,尤其欢迎与织物相关的秦汉移民。

仁德天皇时代(313—399),采取“赐姓”的奖励措施,招徕技术人才。他们曾把秦人分置各郡,使其从事养蚕织绸。他们所做的丝织品,触及肌肤觉得温暖,因此下诏赐姓“波多(Hata)公”。秦人移来不久,养蚕织绸的技术就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雄略天皇十五年(471年),召集分散居住的秦人等九十二部、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人,赐以“秦酒公”,令他们养蚕织绸。不久,他们所献的绢缣,朝廷上堆积如山,因赐姓为“太秦公”。又在雄略天皇十六年(472年),把秦人分置在适于养蚕的各国县。这些措施有效地利用秦人具有的技艺来振兴日本产业,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汉人等也精于织绸技术,曾获得“绫人”之称。

日本有一种远近知名的丝织品,叫“黄八丈”。据说最初是由徐福传来。这种丝织品,以荩草为染料染成黄色,在八丈岛生产,因名“黄八丈”。近藤富藏《八丈实记》载,“徐福奉旨前往纪州熊野浦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时候,渡过海滩,开发地业,男捕鱼女养蚕。”八丈岛有“从秦朝徐福开始纺织的说法。”八丈岛还有一个“真田纺织”的纺织品与黄八丈一样,被指定为国家无形文化遗产。人们相信,这些出色的纺织品是徐福传来的。

位居富士山下的富士吉田市,古时山林茂盛,景色宜人。徐福一行在这里教人植桑养蚕,传授织绢技术。这里成了日本有名的产丝之地,被称为“甲斐之国”,至今盛名不衰。传说徐福最终死于富士山下河口湖畔,这里的民众对徐福感情深厚,当作机神祭祀。浅见徐福祠神龛内奉祀着徐福牌位,称之为“机神”,即“纺织之神”。

四、 东海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的价值体现

徐福开辟“东海丝绸之路”,生动体现了华夏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平友好”。他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与邻为善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乐于交流合作的民族。它见证了历史上中日韩朝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也感受了偶尔的战火硝烟。“东海丝绸之路”有关地区的人们更加渴望和平友好,追求富裕安康。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构想,强调中国人民要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已进入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东海丝绸之路在这新时代里仍显现其重要价值。

习近平主席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时,肯定了六位为中韩友好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名人,第一位就是“东渡求仙来到济州岛的徐福”;日本前首相羽田孜赠送赣榆“徐福日中友好始祖”碑;韩国韩中亲善协会赠送赣榆“韩中亲善先驱者徐福”碑。这是对徐福东渡的客观评价和定位,也是对“东海丝绸之路”促进国际友好的赞许。中国的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向韩国、日本赠送徐福纪念设施;日本的佐贺、福冈等县向中国、韩国赠送徐福纪念物;韩国向中国赠送徐福纪念物。中日韩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和日趋增多的合作项目等,正是徐福文化和“东海丝绸之路”当代价值的生动体现。

东海丝绸之路似一条纽带,紧紧地联系着东北亚各国,历史上有友好交往、合作发展的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定能发挥积极作用,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继续发挥作用。

文 / 张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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