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要早于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的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它在中国历代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历代国际国内风云变幻，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也经历了曲折发展历程，然而始终没有间断并一直延续下来。徐福东渡是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重大事件，本文就早期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与徐福东渡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徐福东渡；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中日朝交往
提起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人们自然会想到汉代张骞开通的自新疆通往中亚和阿拉伯地区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及广东、福建商人开通的从南方沿海到东南亚地区及印度洋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然而，比这两条丝绸之路开辟更早的，还有一条丝绸之路，那就是自山东沿海北上经过辽东半岛再沿朝鲜西海岸南下，渡过对马海峡到日本列岛并向北再延伸至南千岛群岛和俄罗斯库页岛地区的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北方海上丝绸之路自先秦时期出现，秦末汉初形成，此后历经数代尽管风云变幻，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延续下来。
早期成书的历史文献《山海经》《庄子》《列子》《楚辞》都有北海海神禺疆的记载，表明了山东沿海居民对海神的信仰和对海外的初步认识。
从文献记载看，山东沿海居民海外活动始于春秋时期。
东汉王充《论衡》有“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雉于周公，倭人贡畅草。”畅草是一种祭祀用的物品，用郁金香草掺和黍酿而成。倭人贡畅草表明了日本列岛居民经山东沿海到周朝的交往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在斥山（今荣成市石岛镇）还出现了朝鲜文皮的记载，《尔雅•释地》有：“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淮南子•地形训》也记载：“东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
从考古发现看，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青铜器开始传入日本、朝鲜。
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中国春秋时期青铜器350件，与朝鲜出土的完全相同，这说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航海先驱者，已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东渡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
韩国全罗南道完州上林里考古遗址出土的26件铜剑带有宽浅血槽，是战国时期来自齐国的齐武剑。韩国庆尚南道蔚山市遗址23号墓出土铜鼎，高50厘米，口径30厘米，圆腹平底，腹部饰有圆形铸物固定痕迹，这是齐铜鼎上特有的圆形乳丁脱落后造成的痕迹，属于战国时期齐式铜鼎，实为战国中期流落到朝鲜。
日本佐贺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弥生文化墓葬发掘出早期纺织品，“它放在墓葬陶瓮中，是一寸见方的残布片，经测定经线40 ~ 50根，纬线30根，与齐地所产丝绢大体相同。”类似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多出现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和日本九州地区，这正是早期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
徐福东渡可以说是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秦末汉初，由于战乱，大批山东半岛居民沿此线至朝鲜，《汉书》《三国志》均有记载。
北方丝绸之路开通的物质基础是山东半岛自春秋战国以来纺织业的高度发达。临淄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以纺织业发达闻名，号称“冠带衣履天下”，汉朝初年在齐地设立三服官官营纺织工厂，汉元帝时，“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除纺织业外，山东半岛在战国至汉初，也是全国冶炼业中心。
山东沿海的芝罘港（今烟台）、斥山港（今石岛）、黄腄港（今蓬莱）以及琅琊港自战国时期已经开通海上航线。战国时期齐国国君向周天子进贡的“斥山之文皮”，实际上就是来自朝鲜半岛的虎豹皮。徐福能够聚集童男女、工匠、弓箭手等数千人东渡，也是得力于山东沿海港口交通和造船业的发达。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与山东半岛居民早期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道家和阴阳五行家思想。战国时期，燕齐方士尤为活跃，他们多信仰老庄道家思想和邹衍的阴阳五行说。道家思想宣扬神仙乐土，追求长生不死之仙药、仙境，而邹衍、邹奭的阴阳五行说则是宣扬海外有大小九洲，是神仙乐土。因此山东沿海居民在先秦至秦汉时期去海外求仙之风盛行，正如《史记•封禅书》所言：“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始终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帝采用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此兴，不可胜数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
燕齐一带方士的活动，不仅影响下层民众对海外仙境的向往，而且对帝王影响也很大，不仅是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追求海外仙山仙药，而且秦始皇四次巡游山东沿海，所到之处刻石立碑；“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他还在山东沿海建立求仙祭祀设施八主祠，并亲临沿海祭祀。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但在胶东方士栾大等人的鼓惑下，也曾六次巡游山东沿海，甚至要亲自出海求仙。封建帝王如此热衷入海求仙，可见山东沿海先秦秦汉时期道家、阴阳五行家追求海外仙境气氛是多么浓厚，这也对沿海居民走出海外形成了很大影响。支撑并印证海外有仙境的则是山东沿海登莱一带不时出现的海市蜃楼观象，云中或隐或现的亭榭、楼阁，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海外美幻无比的仙境，值得走出海外去寻找，这也是北方海外丝绸之路当时得以通畅的思想基础。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在秦汉时期开通除了山东半岛物质经济基础和居民浓厚的出海意识之外，还与当时社会大环境是分不开的。秦始皇统一之后推行法家路线治国；在全国大兴土木，赋税徭役苛重；造成“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秦朝法律严酷，往往一人犯法，罪及三族，全国罪犯多达二百万人。秦朝又迫害知识分子，施行文化专制，导致各阶层的反抗，但在秦朝暴政下，除极少数人如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外，大多数民众只能采取消极反抗的方式。在沿海地区民众则是利用有利条件向海外移民。汉初，由于楚汉之争，战乱不休，又有大批山东沿海居民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移民朝鲜与日本。《汉书》《三国志》等书对此多有记载。“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者数万口。”徐福东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徐福不满秦始皇暴政又不敢公开反抗，很机智的打着为秦始皇求仙药幌子骗过秦始皇，携带大批人口和物资沿着北方丝绸之路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徐福所走的道路，让汉初躲避战乱的山东沿海居民看到希望，向海外迁徙者不在少数。《史记•朝鲜列传》提到“（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渡浿水（鸭绿江），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汉初燕人卫满在朝鲜北部建立政权后，有相当多的山东沿海居民渡海朝鲜投奔他。如《后汉书•王景传》中曾提到王景的八世祖王仲，系琅琊郡人，因汉初避吕后之祸越海逃到朝鲜乐浪郡。在1962年，朝鲜黄海南道信川郡凤凰里曾发掘砖室汉墓一座，墓志铭有以下记载“守长岭县王君，君讳卿，年七十三，字德彦，东莱黄（县）人也。正始九年（248）三月二十日避师王德造。”祖籍黄县（今山东龙口市）的五卿，估计也是随汉代先人迁徙至朝鲜的，他在朝鲜为官死后葬于此地。
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在汉唐时期达到鼎盛。唐前期日本遣唐使团多次沿这一路线经山东半岛到长安。北宋时期，宋朝在密州（今青岛附近）设市舶司，接待来宋朝的朝鲜和日本商船。元朝时，高丽国也多次派使者渡海至山东青州等地，购置丝绸、麻布等土特产。
公元前210年八月，徐福率数千童男女，携五谷、百工、弓箭手等，告别家乡父老，从山东沿海东渡，隐没在茫茫大海中，此后音信皆无。这数千华夏儿女根落何处，成为两千年来人们探讨不休的一个热点话题。
最早记载徐福东渡的《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有“秦始皇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榖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汉书•伍被传》也有同样的记载，认为徐福一行到了海外一块称为“平原广泽”的地方去寻求生存与发展。
汉代学者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中提到了徐福一行去祖洲之说，他说祖洲“近在东海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万里。上有不死之草……始皇乃使使者徐福发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摄楼船等，人海寻祖洲，遂不还。”
稍晚一些成书的《三国志》和《后汉书》又提到徐福去了澶洲之说。《三国志•吴志•孙权传》称：“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仙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传》还补充道：“会稽东冶县人有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以上这些早期记载徐福活动的文献，就徐福所到之处而言，无论是平原广泽、祖洲还是澶洲，都是扑朔迷离的地方，无法认定为今天的某一国或某一地。但是也有共同之处，就是徐福一行是到了一个地域比较广阔、以致后来人口众多的地方，而这块地方与大陆有茫茫大海相隔，“所在绝远”。某地究竟为何处？后人也意见不一，主张中国朝鲜说、韩国说、日本说、琉球说、中国台湾说乃至菲律宾说者均有，可谓众说纷纭。但仔细推敲，近海外能够称得上是平原广泽，面积较大的地方也只有朝鲜半岛南部，日本的畿内地区和菲律宾的吕宋岛。三者之中，吕宋岛远在南洋，古代人口稀少，元代平章正事伯颜曾派人调查，了解到“此国之民不及二百户”，这与《三国志》澶洲有居民数万家相差太远，并且就当时的航海条件看徐福自山东半岛起航，也难以利用海潮驶往菲律宾群岛。那么，徐福所到的“平原广泽”“祖洲”或“洲”只能是前两者。朝鲜半岛的南部有大块平原，战国时期已有初步开发，并出现了马韩、弁韩等小国。秦汉之际，由于因逃避战乱去半岛南部的中国人较多，又独立出辰韩（秦韩），初划为六小国，后又分为十二小国。这里土地肥美宜五谷，人民能“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有让路”，经济发展比较快。
日本的畿内地区，也是一片开阔平原，很利于居住，一些日本学者曾推算在公元前二三世纪，近畿平原至九州一带已有数万人之多。到三国时期，邪马台国卑弥乎女王死时“殉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一次就陪葬百人以上并杀千余人，可见此地人口众多。这两地人口与《三国志》《后汉书》记载的澶洲“有数万家”是相吻合的。
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南方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纺织业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江南一带优良纺织品也逐渐为朝鲜、日本人民所了解，两国均有到江南进行纺织品交易者，日本天皇甚至派使节到中国南朝寻求善纺织的能工巧匠。如《日本书记》曾记载了应神天皇37年（306年）和雄略天皇12年（467年）两次派使节到东晋、南朝请求纺织女工之事。因此那个时代成书的《三国志》 《后汉书》说海外澶洲人民“时至会稽市”绝非虚言。
从另外一些文献记载中，也能隐约地发现一些徐福一行的踪迹。如《三国志•乌丸列传》中记载辰韩耆老之言：“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案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今有名之为秦韩者。”《晋书》《梁书》也有相同描述。徐福征集数千人乃至万人东渡，不可能出自一两个县，人员应多来自河南、河北、山东、江苏若干县中，尤以山东为多。战国时期齐国纺织业闻名于世，徐福一行多为齐人，善纺织者自不会乏人。东随时又携带五谷、百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在所到地区加以推广更是得心应手。一些日本学者认为自韩国迁徙日本的秦代移民至少两次在日本变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次是公元3世纪以前日本由绳纹时代进入弥生文化时代；另一次是公元6世纪前半期畿内地区的倭王统一日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秦代移民大都与当地人同化，在公元5世纪中叶，日本雄略天皇曾对各地散居秦人进行一次调查，得知有92部，18670人。直到八世纪日本史料中，能确认为是秦人后代或秦人姓名的仍有1200多人，能确定为汉人后代的仅存80余人，由此可见秦代移民在日本仍是影响很大，如今日本的羽田氏，自认为先祖为秦姓，并由秦姓转化而来。
在中国的史籍中，范晔的《后汉书》是最早倾向于徐福到日本的，该书虽没有言明徐福所到的澶洲就是日本，但他将徐福求仙之事放在该书的《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传》中，也就等于向读者们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唐代以后，徐福一行东渡日本之说开始明朗起来，先是一些诗人的诗歌中多次出现徐福到蓬莱求仙之说，如白居易《海漫漫》诗中有：“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岛。不见蓬莱不敢归，童男童女舟中老。”胡曾《咏史》诗也有：“东巡玉辇委泉台，徐福楼船尚未回；自是祖龙先下世，不关无路到蓬莱。”到了唐后期，人们开始认定徐福到了日本，并指明所谓的蓬莱山即日本富士山。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义楚六帖》所言：“日本国亦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烧。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为什么在徐福东渡千年以后，才有最确切记载徐福一行是到了日本？其中一个原因是在隋以前，中日两国虽有交往，但来往仍比较少，特别是国内知识阶层去日本考察，并留下记载的更为罕见，史料的记载多是根据一些日本使节的谈话或道听途说，一些问题常给人以模糊的概念。到了唐代，中日交往出现一个高潮，日本遣唐使团10余次到唐朝，留学生、学问僧更是遍游中国各地，与唐代一些文人关系也非常密切。唐后期，随着航海事业的进步，去日本的中国僧侣、商人和文人也不少。正因为交往密切，徐福一行后代在日本的活动也逐渐流传开来并取得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特别是他们宣扬祖洲、澶洲之说，也符合徐福一行当时深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相信中国之外仍有“九州”，把在海外的居住地称为一州，并与汉代国内的州相并列，也不失为保持自己尊严和地位的一种方式。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出海，料想已难再返家园，虽属无奈，但也造成许多家庭亲人离散，难免引起人们不满乃至怨恨。《汉书》就提到徐福出海后“因逃不还，天下怨恨”，“于是百姓悲痛愁思，欲为乱者十室而六”。徐福是有识之士，他不忘自己是秦人，但也不愿让自己的名字给国内失去子女的人带来痛苦与忌根，因而，到海外后也极有可能改名换姓，让后代及国人将他忘却。这也可能是在汉代迁移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徐福一行的后人虽认定自己是秦人，但不再提徐福名字的一个原因。但到了唐代，距徐福东渡已逾千年，日本社会经过大化革新，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与经济发展很快，其国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唐代以后在正史中将“倭人传”改为“日本传”就是一明显例证。日本社会的进步是与包括徐福一行在内的中国移民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因此，徐福一行的后人可以自豪地说出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来自中国的秦代移民。
推断徐福一行东渡后的踪迹，可以认定他们自山东半岛东渡后，大多数人先是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在汉代又辗转进入日本九州及近畿平原。但不可否认，由于人数众多，再加上渡海工具简陋，也有少数人在海上遇难，或当时就漂流到日本九州一带、琉球或中国台湾。至于徐福本人到了何处已无法考证，也无需考证，因为他为发展中、日、韩友好，为推动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被后人忘却的。
徐福一行东渡两千年来，徐福已成为中日两国友好的化身。其东渡事实，首先见于《史记》，历代史籍也有记载，并有诗文流传至今。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一诗中写道：“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高度评价了徐福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而更多的诗文是赞赏了徐福躲避暴秦的勇气，表达了对这位早期航海家的思念。如南宋无学禅师在《祭诗》中说：“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河山几度埃，今日一番聊远寄．老僧亦未避秦来。”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说：“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别有天，镜玺承传笠缝殿，尚疑世系出神仙。”诗中赞赏徐福为避秦暴政，扬帆渡海这种勇于开拓的精神，其感情跃然于字里行间。
徐福不仅是中日韩三国人民长久友好的象征，也足以成为今人学习的楷模。他那种不畏狂风恶浪、毅然走向海外寻求发展，勇于探索、勇于开拓、勇于进取的精神；他那种博施济众、以德睦邻、献身和平友好事业的形象，对我们今天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中日韩人民之间的友谊，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仍起着巨大的推动与鼓舞作用。
文 / 朱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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