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徐福东渡日本并获得成功！这一事件首次为有文字的历史文献——《史记》记载，可谓彪炳史册。最重要的是徐福东渡提前拉开了陆、海丝绸之路的序幕，为中国与海外联系开辟了以连云港为中心坐标的北向航线。
一、连云港地区与韩、日的最早海上交流
早在新石器晚期的东夷少昊时代，中国大陆与海外世界联系的主要是山东半岛、苏北沿海连云港地区和辽东半岛，这一带虽与韩、日在地理上隔海相望，但存在一条海路，即“从山东琅琊启航，北绕山东半岛成山头到达登州蓬莱，再经由庙岛群岛北渡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而前往朝鲜、日本”。[1]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根据考古学和日本神话的研究，指出早在远古时代，海流使“日本同朝鲜之间，不但显然有了航路，往来相当频繁，而且中国的文化也远远经由这条航线传到了日本，其中之一就是从古时候的辰韩到达日本的山阴、北陆地区的一条航线，也可以称之为日本海环流路”。[2]通过这一近海航路，中国大陆先民给韩、日带去了先进的稻作文化。
日本稻作文化出现在绳纹文化晚期，弥生时代以及这一时期环壕聚落的发生，一般被认为是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由源自大陆的“渡来人”把稻作栽培等技术和文化因素引入日本列岛所导致的。中国黄淮东部地区和山东半岛一带与日本北九州的稻作农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连云港藤花落岳石文化环壕聚落遗迹的考古学年代下限为距今约3500年，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晚的环壕遗存。岳石文化遗存中灰坑（H81）发现了碳化粳稻稻粒，这就拉近了稻作农业由中国东部沿海传入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的距离。中国黄淮东部地区和山东半岛一带与日本北九州的稻作农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藤花落为代表的黄淮东部古代文化对东邻日本产生过深刻影响。[3]
到了商周时代，“箕子朝鲜”的历史定论，更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大陆与韩、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时，中国大陆生产的陶器、青铜器以及墓葬形制等，在风格和技艺方面，对韩、日具有不可否定的影响。 [4]箕子去韩，完全沿袭了新石器时代的近海航路。即从古登州出海北上，经渤海湾的庙岛群岛到辽东，再东折在朝鲜半岛西岸登陆。
二、徐福东渡的人文地理条件
多少年来，在研究徐福东渡问题上，我们用过多的笔墨去不厌其烦地考证徐福东渡的所谓“出海地”“出海港”的遗址位置，然而，由于缺少秦汉考古资料的佐证和支持，收效甚微，因而显得苍白和乏力。今天，我们不妨换一种视野，即着眼于从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的人文地理背景来考察徐福东渡，那么，从今连云港云台山到山东日照岚山头（明清属海州赣榆县），这一片海域近海海岸应该是徐福东渡可以选择的出发地。
（一）春秋战国之际东部沿海地带是吴、越人的领地
春秋战国之际，我国东部就存在着沿海航线。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记载，“海道出师已作俑于春秋时，并不自唐起也”，“春秋之季,惟三国边于海,而其用兵相战伐,率用舟师蹈不测之险,攻人不备,人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尝有也”。[5]齐吴越三国通过“舟师”战伐，将这条海路开辟出来，形成了由浙江半岛到山东半岛的航路。[6]在越北上琅琊之前，吴国曾北上争霸而伐齐。《左传·哀公十年（前485）》：“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吴国主要是依靠“舟师”从海上攻伐齐国的。吴国千里劳师从海路进攻齐国，可见其海航技术和对海上天气变化、季节风向、海上嶕岛分布、近岸给养等掌握是非常熟悉的。
实际上吴的势力北上还更早一些，起始要从春秋时吴季子北上聘鲁说起。周景王元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他奉吴王诸樊之命来到鲁国，对鲁国保存的西周礼乐文明感叹不已，盛赞有加。接着又先后出使齐、郑、卫、晋等国，此可看作是吴地文化北上与齐鲁及中原文化接触的最早信号。公元前512年，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罚罪灭了钟吾国，使之并入吴国。钟吾国在今新沂东、沭阳西南一带。这一讯息透析出吴国势力临近乃至最后占领连云港地区的开始。吴王夫差欲称霸中原，掘邗沟，达淮泗，通齐鲁，“北属沂，西属齐”（《吴越春秋·吴王夫差传》），沂、沭河是发源于莒境内的两大水系，连接淮、泗两水，故善习水战的吴将其作为北上攻齐的重要水上通道。吴北上至连云港云台山地区，以之作伐齐的战略要地，故而对连云港地区的人文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今云台山中云乡华盖山坡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发掘四十多座春秋时期吴文化墓葬，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具有吴文化风格的青铜器，有鼎、盆、匜、豆等，另有农具青铜斧和斧的铸范，是吴族移民在云台山一带定居开发农业的重要地下物证。[7]至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吴在连云港地区经营40年。吴通过北上与齐、鲁、郑、陈、蔡、宋、卫、晋、楚等国或战或盟。越灭吴后即北渡淮河，沿着吴曾经的路径挥师北上，到来齐鲁的家门口。“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成为一时霸主。又据《吴越春秋·勾践灭吴外传》，越国在此 “历八王称霸二百四十年，众亲皆失”。琅琊在今山东胶南市西南夏河城一带，“越都琅琊”使得连云港地区海域全部包括在越的势力范围之内。[8]越国灭吴国后，继续与中原诸国争霸。《吴越春秋·勾践灭吴外传》记载：“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徙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记载了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越王勾践把国都迁往琅邪，筑起观台，即史载的“琅邪台”，周长七里，凭此来观望东海。[9]这处“琅邪台”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明确标定在今山东胶南市南的临海处。[10]
由此可见，春秋战国之际，从今连云港北至山东胶南近海区域，先是吴，后是越的领地，吴、越两国先后在这一区域与齐国相邻近二百八十年。因为争伐的需要，越向这一地区不断移民，所谓“历二百四十年，众亲皆失”，乃是越族移民与原住民长期和谐融合、族际通婚的结果，也是越文化与齐鲁文化不断交融的结果，更是从今江南的浙江杭州湾，经由苏北的海州湾北至山东胶州湾近海海路贯通的结果。
（二）楚势力北上淮泗与东楚文化的形成
战国晚期，楚国在西部地区与秦争霸渐处劣势，进而转向东方。公元前261—公元前256年先后伐鲁取徐州，灭邳、小邾、费、莒，最终灭鲁，疆土开拓至泗上。楚国疆域最广时，东临大海，西抵巴蜀，南近两广，北及陕南。随着楚对周边及控制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楚文化对占领区的本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连云港地区尽管地处东方，但由于楚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从战国晚期起逐渐成为主流文化，并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据王献唐《山东古国考》，莒国于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灭于楚，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楚又灭鲁，后又灭越，“并越于琅琊”[11]从此楚代替越居“泗上淮北”及以东大片地域。由此可见，楚、越移民在今苏北和鲁东南沿海一带相邻近200余年，与本地区原住民族和平杂处。前述所谓“众亲皆失”，实际上也是吴、越、楚文化与原住民文化交融，逐步形成东楚文化的过程。从连云港地区出土文物看，锦屏山南麓的二涧出土过楚国蚁鼻钱，而大村、九龙口、土船顶、焦庄等处则散见越国几何印文硬陶片，可见吴、越、楚文化在连云港地区有一个长期共融演进的过程。经楚灭鲁“并越于琅琊”，到战国晚期，楚文化已完全浸润本地区。孔望山南麓发掘过上规格的楚式贵族墓葬[12]与朝阳战国晚期楚式墓出土的以鼎、豆、盒、盆组合的礼器和鼎、罐等组合的陶器实用器基本一致[13]；锦屏山九龙口出土的战国编钟（现藏南京博物院）以及墟沟北固山战国墓出土的楚国晚期墓中的青铜矛、戈、剑等，以及锦屏山陶湾村发现的3件（其中一件带铭文）楚戈（现藏连云港市博物馆），看得出本地区已完全归入楚文化的版图。连云港市西汉早期墓葬，从葬式到随葬器物的制作风格等都承袭楚文化的传统，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14]
（三）楚、齐、越文化的汇聚和交融成熟了神仙方术思想
连云港在战国时代文化属东楚文化范畴。东楚文化有着怎样的内涵？《史记·货殖列传》曰：“越楚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孰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寙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关于东楚的地理范围，《史记·货值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所谓“东楚”，其范围涵盖了汉东海郡、吴郡及广陵郡的两淮地区，朐属东楚。地理位置在淮泗与楚越之间，作为一种过渡带文化，兼有淮泗与楚越的文化品性，同时，又是齐鲁文化的边缘地区，也具有齐鲁文化的因子。
战国初年，楚国势力北上淮河以北，直达汶、泗、沂、沭，（以公元前431年楚元王灭莒为标志）楚国的巫文化与齐、燕的神仙文化交汇，环渤海湾和齐东近海一带的方术文化得以崛起。
楚地有着浓厚的巫文化传统，那里的风俗信巫鬼，重淫祀。“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屈原的《九歌》就是楚国巫风祭祀的歌舞辞。浓烈的巫风使得楚人对于神灵顶礼膜拜的虔诚情感得到极大的张扬。《楚辞》中弥漫着浓烈的非理性的浪漫情怀。这种带有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风与中原的理性主义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当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地区已进入“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时代，生活在楚地的人们还在对着他们笃信的自然神祗虔诚地祈祷。当孔子将“黄帝四面”和“夔一足”做出极为巧妙的解释时（见《论语》），中原地区的神话文化或者原始宗教文化时代就已接近尾声，而楚地的这种原始的宗教传统和神话传统却继续存在了几千年，直至秦汉。
楚并越于琅琊后，楚文化的巫凤飘荡而至，它与齐地的神仙方术之风可谓一触即合，甚至可以说没有楚文化的融入，就没有秦汉时期的方术文化。
据《战国策·楚策》记载，楚有献不死之药于楚荆王者。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证》曰：“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有献不死之药者，知当时此术蔓延浸淫，不独燕齐然也。”[15]“天下三分，楚占其二”。楚域包括的吴越旧土，称“楚越”，本来就是鬼神信仰浓厚的地区，经楚灭鲁“并越于琅琊”历二百余年而融入东楚文化之中。楚国巫文化与战国以来齐地分掌四时、阴、阳、日、月、天、地、兵的神主，即分别位处琅琊、三山、芝罘、成山等山东半岛东部沿海地区的“齐地八神”信仰崇拜高度融合，形成了战国晚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引风而去”（《史记·封禅书》)的海上“三神山”的民间信仰，是连云港地区东楚文化的一大特色，它为战国秦汉之际方士的兴起和徐福东渡准备了思想文化上的条件。
三、秦始皇修驰道提供了陆路交通的便利
西汉武帝时，有一个叫伍被的人与淮南王刘安谈到徐福东渡一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道：“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求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而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以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应该说是对徐福东渡的历史性总结。它概括了徐福东渡的三次历程，而以最后一次“止王不来”画上句号。所谓“止王不来”，似可解读为：止，王，不来。就是说徐福在平原广泽停了下来，然后称王，不再回到祖国。至于“平原广泽”在今日本的何地何处，论者见仁见智，本文不去援引。但徐福能够“止王不来”，除了他巨大勇气，如没有充分的物质准备是不可能成此大业的。
首先，秦始皇“遣振男女三千人”，这就解决了徐福在平原广泽立国称王的人力资源问题。用三千男女来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其他事业，并且这三千男女婚媾，将繁衍出一代又一代作为劳动力资源；“资以五谷种种百工”，五谷，即开发农业所需要的粮食和种子。种种百工，即多种行业的“工匠”。这样，秦始皇几乎满足了徐福可以“止王不来”的主要条件。
其次是秦始皇修驰道，客观上为徐福东渡汇集人员和物资的陆路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三千男女不仅在数量上要均衡对称，即各占一半，而且其体质、容貌上要具有娱神、媚神的标准，这就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挑选——如河北千僮县就是选人的一处——并将挑选好的人用车辆运送至出海港；五谷要从许多地区调集，百工亦然。徐福东渡是秦始皇旨意下的一种可以办大事的国家行为，需要有好的交通道路来提供保障，驰道和官道就承担了这一重责。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第二年开始修筑“驰道”，以供巡狩天下之用。以咸阳为中心，由咸阳出函谷关沿黄河经山东定陶、临淄至成三头的东方大道；由咸阳至甘肃临洮的西部大道；由咸阳经陕西武关、河南南阳至湖北江陵的秦楚大道；咸阳到巴蜀等地的陕川大道。另外还有江南新道，南通蜀广、西南达广西桂林；北方大道，由九原（今包头）大致沿长城东行至河北碣石，以及与之相连的从云阳（今陕西淳化）至九原的长达900余公里的直道，等等。另外，郡县之间、郡县与中央之间也有官道与驰道相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今洛阳经徐州达古朐县（今连云港）的古官道，它是今天的陇海铁路的前身。自汉武帝派张骞打通西域，古丝绸之路开通，这条古官道愈加重要起来。我国著名的化学史家张志高先生在《中国化学史稿》中就说到：“陇海铁路穿过的地区是我国古文化带，更早则是东西间的古驿道”，正是指此。交通贸易的主体是人，是行走在大漠荒原、天山南北的商人和旅行家、探险家。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流中自然就有人文的交流。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商贸之路，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之路。史料证实，西域人来到中原并没有在长安止步，而是沿着秦汉古驿道来到洛阳并继续东行，达徐州—连云港。我市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就记载有“乌孙公主诸侯使节”来到西汉东海郡的文字。古乌孙国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乌孙公主来西汉东海郡，行走的是新疆天山南道接甘肃敦煌、张掖至咸阳—西安—洛阳—徐州—连云港的古官道，它是古丝绸之路的前身。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徐福东渡成功，固然与当时琅琊沿海一带的神仙方术的弥漫促成了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求不死之药有关，但自春秋战国以来因吴、越、齐海上攻伐，开辟近海海路；吴、越、楚族先民先后移民本地区，最后形成东楚文化区则是重要的人文地理条件。秦始皇修驰道，建直道，客观上为徐福东渡提供了东渡人员及其物资运输条件。徐福东渡的成功，由此而成为西汉以后丝绸之路的预演版，距今2000多年前，今之连云港无疑具备了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点的资格。（文 / 刘凤桂 张家超）
（作者单位：刘凤桂，连云港市胊海书院； 张家超，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2]（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页.
[3]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藤花落——连云港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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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卷八《春秋时海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66、967页.
[6]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版,第93页.
[7]刘凤桂,项剑云.两次墓葬的考古发掘过程.连云港市政协、连云港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编.考证.2016年内部发行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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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二.越徙琅邪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8页.
[10]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页.
[11]王献唐.山东古国考.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
[12]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连云港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博物馆编著.连云港孔望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13]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连云港朝阳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4年第2期,第47页.
[14]贾庆华.浅析连云港西汉出土文物的楚文化特色.连云港人文（内刊）,2010年第1期.
[15]缪文远.国策新校注.成都:巴蜀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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