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文化与明清文学名著中的海陆丝路

一、盐文化、运河文化与海陆丝路

江苏省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历史悠久的盐河,不仅运输物资、引水灌溉、排涝泄洪,而且由于运输的物品中盐占主导地位,构成了运河文化体系的重要元素,拓展了运河的联系空间,增添了运河历史文化的厚重,使运河与海洋相系、运河文化带与“一带一路”直接相联。海州是中日韩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重要起点,也是联系日本、东海、运盐河、大运河及扬州、长安等文化交流线路的重要节点。

“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 大运河在本质上并非是一条简单的南北单线,而是呈多线、复线带状分布,是多线空间构建。历史上,在江苏境内,通过隋唐宋时期的通济渠故道盱眙一线连通安徽运河段,通过元明时期的古黄河段徐州一线连通河南运河段,通过清代开通的京杭运河邳州一线连通山东运河段,通过稳定的江南运河连通浙江运河段,通过盐河不仅将江苏的楚汉文化、淮扬文化等地域文化有机串联起来,也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

从宏观视阈看,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有高潮,也有低潮,如唐宋时期及之前的陆上丝绸之路。唐宋后的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时段有不同贸易人群组合、不同的交易主体,如官、商等;有不同的大宗产品交流,如丝绸、陶瓷、茶叶等,但交易一直没有间断过。连云港至明清海禁之前也一直如此。无论是芮莱“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还是西塞罗“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判断,都基于海洋的重要性。明清海禁,使云台山与陆地相连,港口淤塞,海州离海愈来愈远,对连云港海上丝路的影响,是灾难性乃至毁灭性的。

盐文化在明清时期的一个重大贡献,是造就了连云港文化的一个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镜花缘》《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红楼梦》《窦娥冤》等都与连云港有关,与盐文化有关,特别是《西游记》《镜花缘》演绎了文学语境中的海陆丝绸之路。奠定连云港在江苏运河文化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在明清小说占有重要地位。“明清小说的主体是运河流域小说,运河流域的社会生活是明清小说的主流题材。” 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盐文化、文学语境中的海陆丝绸之路密切相连。

二、盐文化与明清文学名著

连云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涉及连云港地域的人或事贯穿于一部中国文学史,无论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还是神话传说、明清小说,莫不如此。南北朝时期东海籍诗人鲍照的《拟行路难》《梅花落》等作品,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诗人苏东坡、辛弃庆、李清照等文人都多次经临海州,留下他们千古咏颂的诗文和墨迹。明清时的海禁导致了日趋严厉的闭关自守国策,极大地制约了连云港沿海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但奇迹般地孕育出与海陆丝路有密切渊源的《西游记》《镜花缘》等明清文学名著,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从1244年到1368年,蒙古人在海州先后统治了120年。元代在海州的文化成就,就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名篇,就是撷取于东海孝妇故事的《窦娥冤》,它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千古名作杂剧,留下了一座香火旺盛的孝妇祠和一个感天动地东海孝妇的形象。而明清不同,虽然海禁导致了海陆丝路实际运营的停滞,但海州在文化上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文学名著中的丝路情节光芒万丈,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如吴承恩受云台山地域名胜影响创作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李汝珍创作的被列为中国十大明清小说之一的《镜花缘》,还有随父在赣榆县客居十年的吴敬梓,创作出被誉为“现实主义杰作”的讽谴小说《儒林外史》。

古老多彩的盐文化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回顾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从先秦的诗经起,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无论何种样式,大都是以国都为中心兴起、繁荣和扩散,只有明清小说是个例外,它和国都的联系不大,与古海州紧密相连,与盐文化、运河文化有极大关联,如《西游记》《镜花缘》 《儒林外史》 《水浒传》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小说的作者有着相似的海州生活经历,作品的人文背景都植根于江苏沿海的这片广袤土地。

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自小在淮盐产销区成长,盐文化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西游记》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中所写“只见海边有人捕鱼,打雁,挖蛤,淘盐”,与海州盐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如出一辙。发生在灌河口最经典、流传最广的与《西游记》相关的故事莫过于“二郎神”,尽管传说版本多样,各不相同,精彩万分,但都与灌河同源。据说,吴承恩著《西游记》时,曾顺着灌河东下灌河口,登花果山实地采访,小说第六回就是以灌河口附近地形、地物为背景的。《西游记》中的“灌江口”即是“灌河口”,灌河重镇陈家港很早以前曾建有一座“二圣庙”,又称“二神庙”。这些传说都被吴承恩收集熔铸到《西游记》中。《西游记》虽然不是以淮盐、盐商为题材,但盐文化的背景、盐文化的要素贯穿其中,不可忽视。

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即汲取了源远流长的海州宗教文化,还再现了花果山、水帘洞等独特的山海自然风貌。其实,早在《西游记》成书之前,花果山的水帘洞就已名闻遐迩。洞门前,有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海州知州王同的“高山流水”题刻,还有“神泉普润”“灵泉”等勒石。后人对此曾有“一部西游未出此山半步,三藏东传并非小说所言”之叹。

百回长篇小说《镜花缘》,是一部与《西游记》同辉璀璨、神话色彩浓厚、浪漫幻想迷离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作者李汝珍正是因为哥哥李汝瑛在板浦任盐官,才有机会到这里落户,在这里接受优越的教育,结识一大批各有专长的学问家,奠定了他博学多识的根柢,为创作“以小说见才学者”的《镜花缘》积累了丰厚的知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李汝璜任板浦场盐课大使,李汝珍随兄来到海州,住在盐课司大使衙署。板浦是当时海州地区的“盐都”,明清时的淮盐,不仅是苏北经济崛起的基础,即使是天堂般的扬州,也全是由淮盐筑起的金字塔支撑起来的。没有淮盐的支撑,何来“腰缠十万贯”?如何“骑鹤上扬州”?当年的板浦,河流纵横,是苏北三大内河盐运码头之一,淮北盐场生产、管理、运销的衙署设立于此,大量的徽商云集于此,许多著名的乾嘉学派人物活动于此,就是扬州的一个缩影,可称为“小扬州”。李汝珍自1795年到1815年用20年时间写成的《镜花缘》,许多细节直接取材于海州地区的地方风物、乡土俚语、历史传说及文物古迹,处处可见海州、板浦的乡言土语和风物民情。如海州湾为中国著名八大渔场之一,物产丰富,《镜花缘》第十三回写以打鱼为业的渔翁、渔婆,第十五回写元股国土人不准外人来分其业,外人只得暗将腿足涂黑假冒土人,取鱼糊口的细事,海州湾风土人情跃然纸上。相传古海州“穿海州、吃板浦、南城古财主”的谚语,在书中也有充分反应描述。海州为州治,考究衣着;板浦盐商聚集,讲究吃喝,“想着方儿,变着样儿,只在饮食用功”(第十五回),极尽奢侈之能事;南城的富豪注重买田置产。《镜花缘》第十二回对宴请宾客之侈描述十分细腻:“宾主就位之初,除果品、冷菜十余种外,酒过一二巡,则上小盘、小碗,——其名南唤‘小吃’,北呼‘热炒’,——少者或四或八,多者十余种至二十余种不等。其间或上点心一二道。小吃上完,方及正肴,菜既奇丰,碗亦奇大,或八九种至十余种不等……更可怪者,其肴不辨味之好丑,惟以价贵为尊。因燕窝价贵,一肴可抵十肴之费,故宴会必以此物为首”,若菜肴“竟取价贵为尊,久而久之,一经宴会,无可卖弄,势必煎炒真珠,烹调美玉,或煮黄金,或煨白银,以为首菜了”。这些带有辛辣的写实,并不是荒诞不稽,随意杜撰,而完全来自实际,取材于生活。

三、明清文学名著中的海陆丝路

明清小说的特色,无论是《西游记》还是《镜花缘》,不仅故事构思神魔奇异,人物形象豪雄刚健,而且都折射出渴望开放和打破禁锢的祈盼,展示了作为文学巨著人文涵养与包容空间,也呈现出与此前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巨大差异:视野广阔宏大,独具开放包容的海州个性,从中传递出作者日趋觉醒的海洋意识和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创造出文学名著中海陆丝路的高度,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

(一)西游记与陆上丝绸之路
《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一部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叶。有专家考证首发于南京夫子庙附近一家叫世德堂的书店。自问世以来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从此,这部充满灿烂文学想象力的伟大作品,成为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一个瑰宝。

花果山是《西游记》中西行的源头,《西游记》很多故事都与花果山有关。

小说以整整七回的“大闹天宫”故事开始,把孙悟空的形象提到全书首要的地位,第一回开宗明义指出故事的发生地“东胜神州海东傲来小国之界,有一座花果山,”这就是孙悟空的老家。第八至十二回写如来说法、观音访僧、魏徵斩龙、唐僧出世等故事,交代取经的缘起。“大闹天宫”的主要背景地花果山是哪里,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根据文史资料考证、吴承恩的行迹和交游,尤其是结合《西游记》一书中所描绘的各种故事情节的发生景致与当时云台山各个景地之比较, 以及书中各主要人物及大量运用的云台山地区的民俗、文献、传说等,结论是连云港的花果山即为吴承恩小说《西游记》中描述的花果山的原型。

水帘洞是《西游记》故事的重要背景地,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府第,云台山水帘洞早在《西游记》成书之前就有其名并为云台名胜之一。与吴承恩同处明代中叶并有故旧关联的海州人张朝瑞在其《东海云台山三元庙碑记》中最早记载了花果山水帘洞之名。云台山中有一块天生奇巧的“娲遗石”,夹在大石缝中,上不靠天,下不着地,民间传说为女娲炼石补天所剩,其尺寸形态与《西游记》中描写的感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的仙石猴胎恰相吻合,周围格局也与书中描写十分相似。另外,云台山上的石猴、八戒石、唐僧崖等形神兼备的西游人物形象,七十二洞等自然景观,皆为地造天设。

唐僧俗姓陈,名祎,法名玄奘,洛州缑氏人,13岁出家。他为了追求佛教学问,遍访名师,到处游历,对当时中国佛学各个门派的理论都曾接触和理解。但他心中仍有许多疑问,于是决定到印度求访佛经,参验真理。唐贞观元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经兰州,到凉州(今武威)及敦煌,独自一人冒险度过大戈壁,历尽艰险终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在高昌王曲文泰的资助下,通过丝绸之路的传统北道到达印度,访问了慕名已久、当时最大规模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他在印度停留多年,足迹遍及整个印度国境,佛教学问更是无人能及,精通佛学全部经典(即经、律、论三种经藏),获得了佛教的最高荣誉“三藏法师”的称号。玄奘在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返回长安时,唐太宗命令宰相率领朝臣出迎,长安更是万人空巷。归国以后,玄奘专心翻译带回的佛经,创立了法相宗佛教学派,培养了一批著名弟子。云台山地区关于唐状元陈光蕊、宰相殷开山及其女殷小姐的传说、资料很多,地方文献多有记载。吴承恩信手拈来,直接取材。到了《西游记》里,陈光蕊成了唐僧的父亲,唐僧也由“洛州缑氏”人变成了海州人,第十四回唐僧与一位老者对话中明确表示“我俗家也姓陈,乃是唐朝海州弘农郡聚贤庄人氏。”

河西走廊是《西游记》中西行的必经之路,很多故事都与河西走廊有关。

《西游记》从十四回到全书结束,写孙悟空皈依佛教,保护唐僧玄奘取经,在八戒、沙僧协助下,一路斩妖除魔,到西天成了“正果”。而玄奘当年由长安往西域,河西走廊是第一段。

河西走廊在甘肃省境内,因为地处黄河之西,南有祁连山绵延,北有合黎山横亘,形成一条狭长的通往西域的古道而被称为河西走廊。其东段起点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最西段就是嘉峪关、玉门关等被后人千古吟唱的关隘,再往西就是八百里沙漠与戈壁地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条一千多公里长的河西走廊是内地与西域之间的一条必经之道。

唐僧从唐朝古都长安即今日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过星星峡、流沙河,进入新疆哈密,再穿越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登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途径的山口是今中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交界处的别迭里山口。他们翻越兴都库什山达坂,抵达印度佛教寺院那烂陀——也就是《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西天大雷音寺。全程一万多公里,途经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国家。

(二)《镜化缘》与海上丝绸之路
长期以来人们对《镜化缘》的评价,大多集中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妇女作为社会主角来加以公平讨论和深刻刻画的优秀小说,不但通过创造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来演绎了一段段五光十色的神话典趣,而且利用浓重的愤世嫉俗的辛辣讽刺揭露了世事人情的人间百态,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 ,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胡适明言:“这是《镜花缘》著作的宗旨。”认为《镜花缘》既批评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又提倡了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他进而提出,《镜花缘》是“中国的女权宣言”。林语堂称《镜花缘》是中国第一部女权主义小说。

对海陆丝路交汇点的海州来说,秦始皇立“秦东门阙”,具有对外开放的象征意义;徐福东渡日本,拉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这些开放的历史文化源流一定会对李汝珍的创作主体产生重大影响。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汝珍继承了《山海经》中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一些材料,经过再创造,凭借他丰富的想象、幽默的笔调,以其神幻诙谐的创作手法数经据典,运用夸张、隐喻、反衬等手法,创造出了这部结构独特、思想新颖的长篇小说,不仅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奇妙绚丽的天轮彩图,而且并紧扣海内海外生意买卖的离奇体味,张扬了“中学为本,西学中用”的开放意识。

在明清海禁带来的黑夜如磐的时代,李汝珍创作出《镜花缘》这部蕴含面向海外、面向世界宏大主题的经典文学作品,使《镜花缘》成为我国海洋文学的先驱。《镜花缘》与《西游记》以连云港为创作原点,东进西出,相互呼应,通过文学作品演绎、再现了连云港海上丝绸之路的经典与辉煌。文 / 古璇 周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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