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如何做好2026年的经济工作做出了重要部署。针对“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等问题，提出“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坚持以苦炼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要通过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一、以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带动内需规模扩大
需求不足仍然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由于这是长期积累的，解决难度比较大，需要采取治本与治标相结合的办法。治本之策就是要调整国民经济中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提高最终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总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以提高居民消费的支付能力。从改革开放46年来最终消费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的变化，可以明晰当前出现需求不足问题的成因和对策。1978—2000年的前22年，最终消费率年均为62.8%；2001—2024年的后24年，最终消费率降为年均54.6%，前后降低了8.2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投资率则不断攀升。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由年均51.5%降为43.1%，下降了8.4个百分点。后24年与前22年相比，在国民总收入分配结构中，企业和政府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这是导致居民消费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如能通过宏观政策调整逐步将最终消费率提高到前22年的平均水平，即相当于目前每年可有11万亿元以上的产出由用于投资转变为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即可迎刃而解。
中央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抓住了关键。要采取各种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抓住对市场影响力大的商品，如汽车和住房这样十万元、百万元级商品，清除影响居民购买的障碍，同时大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我国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均已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保有量却仅及美国的六分之一和日本的四分之一。中央文件早在几年前就提出对汽车要“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但至今仍有十几个城市限购。对二手车在省域市场之间的交易，仍存在车牌照的障碍。如果把汽车市场搞活，足以支持我国汽车产业在十到二十年内持续快速增长，并能拉动钢铁、化工、电子、立体停车场、金融保险等产业发展。发达国家汽车产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六分之一，由此可见，我们要继续把汽车产业作为支柱产业，鼓励购买新能源汽车，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房地产业是持久不衰的支柱产业，即使在发达国家，房地产业对整个市场的影响仍然举足轻重。前些年，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不少城市出台了限购措施。现在，应当根据市场新情况，及时推出鼓励住房消费的新政策，取消限购规定。房地产业能够拉动40多个行业的发展，对就业的关联性很强。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对扩大内需至关重要。应鼓励改善性住房消费，把进城落户的农民工纳入保障房覆盖范围，完善共有产权房等政策。继续实施“保交楼”政策，尽快消除“烂尾楼”现象。推动城市更新行动，对老旧街区进行现代化改造，解决“城中村”问题，老旧住宅应加装电梯。建设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口袋公园等，增强城市防洪抗灾能力，建设安全城市、韧性城市，为居民提供宜居宜业的良好生活环境。
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发展银发经济既是满足老年人过一个幸福晚年的需要，也是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目前全国约有失能半失能老人4 500万，如能把长护险推广到全国，可创造就业岗位约2 500万个。
二、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带动产业技术进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要求，这是对科技创新规律的新认识，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经济强国的重大战略。要立足于自主培养创新型人才，以科技创新打破“卡脖子”技术。人类社会已进入以绿色化、数智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前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落伍了，在新工业革命中，我们一定要实现从跟随到同步或引领的转变。
要用数智化、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凡是用数智化、绿色技术赋能的产业和企业，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苏州市到2024年年底已经全部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智能化改造。全国已有能为企业进行数智化改造提供交钥匙工程的企业，如华为、阿里、腾讯等。在这场工业革命面前，行动越早越主动，行动迟缓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精神，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施产业创新工程，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业迭代升级，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要“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增长点”。《建议》提出的六个未来产业，站在人类科技进步最前沿，富有远见卓识。在这些领域抓紧布局、加大投入，早日取得成果，就能引领世界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从而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三、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巨大潜力
我国经济虽然经历了40多年的快速增长，但仍具有巨大发展潜能。一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将转化为巨大需求潜力，解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释放出强大发展动能。据世界银行数据，2024年全球人均GDP约为13 664美元，我国人均GDP刚刚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发展潜力巨大。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仍高达22%，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偏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然已达67%，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仅为49%，制约着城市消费能力增长。加快农业现代化，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释放出巨大需求潜力。三是我国储蓄率仍保持在高水平，世界银行专家把这个现象称之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诀窍”。这是由中国人的节俭传统和储蓄习惯带来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国内总储蓄率达55.5%，远超发达国家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可以支持投资的持续增长，从而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
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释放出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对未来一个时期的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制约发展问题的改革又进一步提出要求。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有关精神，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工业和城市发展，是当前面临的最大结构性矛盾。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将激发最大发展潜能。首先是建立城乡一体的要素市场体系，允许要素在城乡市场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吸引城市资本、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将加快农业现代化、智慧化进程。其次，鼓励已在城市就业的常住人口及其家属在城市落户，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公共服务，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三是把县城作为城市化重点。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特色经济，提高县城对全县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
民间投资是经济活力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投资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2016年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达到65.4%的峰值。近些年来，民间投资增速下降，2024年为-0.1%，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下降到50%以下。《建议》提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要加快制定实施细则，使民间投资增速恢复到正常水平。
四、以制度型、高水平开放拓展国际发展空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提质增效和扩大对其的改革任务授权。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这些部署为扩大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逐步成长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当前，正推动对外开放由要素流动型向制度型转变，实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开放，致力于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型开放稳定性强，与国际自贸协定对接，可为企业提供更好预期。
我国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主要成员，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中国与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实施即零关税比例超过65%，与其他成员国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技术标准等方面也将实现统一。
我国已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它被称为高标准规则俱乐部，适合追求规则统一与高标准治理的经济体，成员国包括日本、加拿大等11个国家，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性、环境保护、国有企业、政府采购、补贴、劳工标准、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反腐败等多个领域。在电子商务领域，我国在制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配套的实施条例和实施细则时，将充分考虑达到CPTPP的要求。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于2020年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签署，2021年陆续生效。我国于2021年11月申请加入，已成立专门工作组推进谈判。这将推动中国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对接，与各成员国共同建立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同的数字贸易市场，拓展与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促进各方数字经济发展。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之一，核心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以系统性制度创新为国家探路、为区域赋能、为全球提供开放新平台。实行零关税、加工增值30%内销免关税、享受15%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等特殊优惠政策，将吸引全球优质要素集聚。海南将成为国外企业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和国内企业出海的跳板，成为畅通双循环的新通道。海南自贸港建设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文 / 郑新立）
（作者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本刊总顾问。本文是作者为本刊撰写的年度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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